第14章
第二天吃早饭时,还有坐车去米兰的一路上,他都在很动情地说着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段时光——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。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一种非常真切的忧伤,但当他提到现在的革命气氛时,那种忧伤消失了,变得充满热情,我觉得这种热情也是真诚的。这种激情,他说,正在席卷年轻人,还有老人。我一直在点头,打动我的是他的劲头,他想让我觉得,在我面前,他过去的激情又回来了,我对他有些同情。后来,他提到了他的个人经历,我很快推算了一下,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五十八岁。
到了米兰,我让他在距出版社没几步远的地方把我放下车,我告别了这位陪同我的人。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,我有一点晕乎。在路上,我想尽量摆脱和塔兰塔诺的身体接触带来的不适,但我还是有一种被玷污的感觉,类似于我们城区里的那种污秽。在出版社里,我受到了热烈欢迎,不是几个月前的客气,而是一种愉快和得意的祝贺,好像在说:我们多明智啊,我们料到了你很棒。甚至是接线员也出来向我祝贺,她从电话间里出来拥抱了我,她是唯一真正为我感到高兴的人。那个吹毛求疵的编辑,就是负责修订我的书的人,也第一次请我吃饭。
当我们坐在一个距离出版社没几步远、空荡荡的小餐厅里,他就开始跟我说,我的文字里有一种迷人的东西。在我们吃饭的间隙,他建议我不要躺在功劳簿上,我应该开始着手准备下一本小说。之后他又提醒我,那天三点我要去一趟米兰国立大学,我在那儿有一个读者见面会。这个见面会和马丽娅罗莎没什么关系,这次出版社通过自己的途径组织了一批学生。我问他我到了那里之后该找谁。那个和我一起吃饭的权威编辑用自豪的语气说:“我儿子会在学校门口等您。”
我从出版社拿了行李去宾馆,在宾馆没待几分钟就去大学了。天气酷热难耐,到了大学,我看到到处贴满了标语,还有很多红旗,众多参加斗争的人们,还有一些牌子,上面写着他们的纲领,到处都是大声说话、谈笑和鸣笛的声音,有一种令人焦虑不安的气氛。我在那里转了一圈,想找到任何一个和我相关的东西。我记得,当时有一个黑头发的男生撞了我,他跑过来,匆匆忙忙地撞到了我,打了一个趔趄,等他回过神来,马上就跑开了,就好像有人在追他一样,但他身后没有人。我记得,有一阵阵很清晰的喇叭声,刺破了让人窒息的空气。我记得有一个金发姑娘,身材很娇小,她拉着一个很粗的铁链子,声音很响,她大声对一个人喊“我来了!”,一边催促着。我记得这些,是因为我在等着有人认出我、走近我,我拿出了笔记本,摆出一副作家的样子,把看到的情景都记了下来。但过了半个小时,还是没有人来。这时候,我留心地看着那些贴在墙上的纸张和通告,想找到我的名字,或者那部小说的名字,但没有找到。我开始变得有些焦躁,我放弃了询问学生,我不好意思提到我的小说,因为四处墙上都贴满了标语,上面提到的问题要比我的小说重要。我发现自己怀着两种全然不同的情感:我非常喜欢那些高调的男生女生,喜欢他们肆无忌惮的声音和举动;另一面则是我从小就有的对混乱的恐惧,当时在那个地方,我觉得混乱可能会席卷我,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无法对抗的权威人物——校工、教授、校长或者警察,会当场把我揪住——我总是那么听话,结果受到了惩罚。
我不想把这当回事儿,在一群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学生面前讲那老一套,这有什么意义呢?我想回宾馆,我要享受我作为成功女作家的生活——旅行,经常在餐馆里吃饭,在宾馆里睡觉。但这时候,有五六个姑娘急急忙忙从我前面经过,她们都拎着包,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她们向前走去,走进吵吵嚷嚷的人群,走进号角声里。走着走着,我走到一间挤满人的教室前面,正好在这时候,教室里传出了一阵愤怒的喊叫。那几个姑娘进去了,我也跟着她们小心翼翼地进去了。
几个派别在进行激烈的辩论,无论是挤在教室里的人,还是聚集在讲台边的几撮人,他们都很激动。我站在门边,随时准备离开,其实我已经想离开了,因为整个教室乌烟瘴气、群情激愤。
但我又想搞清楚状况,我觉得,他们在讨论纲领的问题。当时的情景是:有人在叫喊,有人沉默不语,有人开玩笑,有人大笑,有人像战场上的传令兵一样,快速地走来走去,有人对什么事情都不关注,还有人在学习——没人会觉得,他们可能达成一致。这时候,我已经习惯了那种喧闹和气味,我希望马丽娅罗莎也在里面。那里有好多人,男性居多,帅的、丑的、优雅的、不修边幅的、暴力的、惊恐的还有有趣的。我带着好奇,看着那些女生,我觉得我是唯一一个单独出现在那儿的女人。有些女生——比如说我跟着她们来到这里的那几位,她们挨得很近,在拥挤的教室里分发传单,她们一起叫喊,一起欢笑,她们之间保持几米远的距离,都很小心,以免走散。她们有可能是老朋友,也可能是临时认识的,她们组成一个团体,也许是为了获得进入这间混乱的教室的勇气。她们受到这种斗争场面的吸引,决定面对挑战,但条件是彼此不分开,就好像她们在安全的地方已经事先说好了,假如一个人离开,其他人也会跟着离开。其他女生则要么和女同学在一起,要么和男朋友在一起——她们夹杂在男生的群体里,会做出一些很私密的动作,表现得很豪放,她们愉快地跨越了安全线,但我觉得她们是最幸福、最自豪,也是最前卫的。
我感到自己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。我出现在那里,假如要沉浸在那些烟雾、气味之中,要融入其中,我也应该大喊几句,但这里的气味,让我想起了安东尼奥身上发出的味道,还有当我们在池塘边耳鬓厮磨时他的呼吸。我真是太可怜了,一心一意地追求学业,基本上没怎么去过电影院,从来都没有买过碟片,我从来都没有成为某些歌手的追随者,没收集过歌手签名,我从来都没去听过音乐会,我从来都没有喝醉过,我少数的性经验也是偷偷摸摸地,在不安中、在担惊受怕中进行的。但这些女生呢,她们的状态都差不多,她们应该活得很潇洒,面对这种彻底的改变,她们要比我更加有准备,如果有机会,我一定会和她们一样。也许,她们觉得出现在那里,出现在那种氛围里,不是一件出格的事情,而是一种正确、迫切的选择。我现在有一点儿钱了,我不知道还会赚到多少钱,我想,我可以弥补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。哦,或者不行,我太学究了,太无知了,太有控制力了,太习惯于冷静地生活,存储那些思想和数据,我太接近于婚姻和最后的归宿了,总之我太愚钝了,我把自己安置在已经日薄西山的秩序里。想到最后一点,我有些害怕。我想,我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,这里每个动作,每句话,都是对我付出的努力的嘲弄,但我没走,而是挤进了拥挤的教室。
一个很漂亮的女生马上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,她脸上的线条很优美,黑色的长发披在肩上。她肯定要比我年轻,看到她之后,我没办法把目光移开。她站在一群看起来充满斗志的年轻人中间,一个大约三十岁的男人,就像保镖一样,紧贴着站在她身后,那个男人抽着一根雪茄。让她与众不同的,除了美貌之外,是她怀里还抱着一个没几个月大的婴儿,她正在给孩子喂奶,同时还关注着事情的进展,时不时会叫喊几句。那个小孩穿着天蓝色的衣服,小腿和小脚都露在外面,他的嘴离开了奶头,但他妈妈没把乳房收起来,她的白衬衣扣子解开着,胸部鼓胀,她皱着眉,嘴半闭着。当她意识到儿子不再吃奶,就又机械地把奶头给他。
在这个吵吵嚷嚷的教室里,到处都乌烟瘴气的,这个孩子让我觉得很不安,而那个女生看起来不像一个正常的母亲。她外表很秀丽,虽然比我还小,却要承担起抚养儿子的责任。看起来她好像在抗拒自己的身份,她和那种全身心照料自己孩子的年轻女人没有任何共同点。她一边在叫喊,一边在做手势,有时候会发言,有时候生气地笑着,用鄙视的动作指着某个人。然而,儿子是她的一部分,他在找乳房,有时候会叼不住乳头。他们一起形成了一组晃动的影像,好像一幅画在玻璃上的画,而玻璃随时都可能破裂——那孩子也许会从她怀里掉下去,一个不小心的动作,手肘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会碰到他的头。后来,马丽娅罗莎出现在这女孩的身旁,我很高兴。我想,她终于出现了。她真是活跃,脸上熠熠生辉,她真友好,她跟那个年轻母亲非常亲密。我摇了摇手,但她没看到我,她在那个女生耳边说了些什么,然后就消失了。过了一会儿,她出现在围着讲台的那堆人中间。这时候,从侧门闯进来一群人,教室里的人稍稍平息了一些。马丽娅罗莎做了一个手势,得到了大家的回应,她抓住麦克风,简短地说了几句,整个拥挤的教室安静下来了。这时候,有几秒的时间,我觉得在米兰,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,我自己的不安,好像有一种力量让我脑子里的阴影全部消失了。在那几天里,我有多少次想到过我早期的政治教育?马丽娅罗莎把麦克风给了她旁边一个年轻人,我马上就认出了那个人——弗朗科·马里,我在比萨最初那几年的男朋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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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米兰,我让他在距出版社没几步远的地方把我放下车,我告别了这位陪同我的人。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,我有一点晕乎。在路上,我想尽量摆脱和塔兰塔诺的身体接触带来的不适,但我还是有一种被玷污的感觉,类似于我们城区里的那种污秽。在出版社里,我受到了热烈欢迎,不是几个月前的客气,而是一种愉快和得意的祝贺,好像在说:我们多明智啊,我们料到了你很棒。甚至是接线员也出来向我祝贺,她从电话间里出来拥抱了我,她是唯一真正为我感到高兴的人。那个吹毛求疵的编辑,就是负责修订我的书的人,也第一次请我吃饭。
当我们坐在一个距离出版社没几步远、空荡荡的小餐厅里,他就开始跟我说,我的文字里有一种迷人的东西。在我们吃饭的间隙,他建议我不要躺在功劳簿上,我应该开始着手准备下一本小说。之后他又提醒我,那天三点我要去一趟米兰国立大学,我在那儿有一个读者见面会。这个见面会和马丽娅罗莎没什么关系,这次出版社通过自己的途径组织了一批学生。我问他我到了那里之后该找谁。那个和我一起吃饭的权威编辑用自豪的语气说:“我儿子会在学校门口等您。”
我从出版社拿了行李去宾馆,在宾馆没待几分钟就去大学了。天气酷热难耐,到了大学,我看到到处贴满了标语,还有很多红旗,众多参加斗争的人们,还有一些牌子,上面写着他们的纲领,到处都是大声说话、谈笑和鸣笛的声音,有一种令人焦虑不安的气氛。我在那里转了一圈,想找到任何一个和我相关的东西。我记得,当时有一个黑头发的男生撞了我,他跑过来,匆匆忙忙地撞到了我,打了一个趔趄,等他回过神来,马上就跑开了,就好像有人在追他一样,但他身后没有人。我记得,有一阵阵很清晰的喇叭声,刺破了让人窒息的空气。我记得有一个金发姑娘,身材很娇小,她拉着一个很粗的铁链子,声音很响,她大声对一个人喊“我来了!”,一边催促着。我记得这些,是因为我在等着有人认出我、走近我,我拿出了笔记本,摆出一副作家的样子,把看到的情景都记了下来。但过了半个小时,还是没有人来。这时候,我留心地看着那些贴在墙上的纸张和通告,想找到我的名字,或者那部小说的名字,但没有找到。我开始变得有些焦躁,我放弃了询问学生,我不好意思提到我的小说,因为四处墙上都贴满了标语,上面提到的问题要比我的小说重要。我发现自己怀着两种全然不同的情感:我非常喜欢那些高调的男生女生,喜欢他们肆无忌惮的声音和举动;另一面则是我从小就有的对混乱的恐惧,当时在那个地方,我觉得混乱可能会席卷我,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无法对抗的权威人物——校工、教授、校长或者警察,会当场把我揪住——我总是那么听话,结果受到了惩罚。
我不想把这当回事儿,在一群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学生面前讲那老一套,这有什么意义呢?我想回宾馆,我要享受我作为成功女作家的生活——旅行,经常在餐馆里吃饭,在宾馆里睡觉。但这时候,有五六个姑娘急急忙忙从我前面经过,她们都拎着包,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她们向前走去,走进吵吵嚷嚷的人群,走进号角声里。走着走着,我走到一间挤满人的教室前面,正好在这时候,教室里传出了一阵愤怒的喊叫。那几个姑娘进去了,我也跟着她们小心翼翼地进去了。
几个派别在进行激烈的辩论,无论是挤在教室里的人,还是聚集在讲台边的几撮人,他们都很激动。我站在门边,随时准备离开,其实我已经想离开了,因为整个教室乌烟瘴气、群情激愤。
但我又想搞清楚状况,我觉得,他们在讨论纲领的问题。当时的情景是:有人在叫喊,有人沉默不语,有人开玩笑,有人大笑,有人像战场上的传令兵一样,快速地走来走去,有人对什么事情都不关注,还有人在学习——没人会觉得,他们可能达成一致。这时候,我已经习惯了那种喧闹和气味,我希望马丽娅罗莎也在里面。那里有好多人,男性居多,帅的、丑的、优雅的、不修边幅的、暴力的、惊恐的还有有趣的。我带着好奇,看着那些女生,我觉得我是唯一一个单独出现在那儿的女人。有些女生——比如说我跟着她们来到这里的那几位,她们挨得很近,在拥挤的教室里分发传单,她们一起叫喊,一起欢笑,她们之间保持几米远的距离,都很小心,以免走散。她们有可能是老朋友,也可能是临时认识的,她们组成一个团体,也许是为了获得进入这间混乱的教室的勇气。她们受到这种斗争场面的吸引,决定面对挑战,但条件是彼此不分开,就好像她们在安全的地方已经事先说好了,假如一个人离开,其他人也会跟着离开。其他女生则要么和女同学在一起,要么和男朋友在一起——她们夹杂在男生的群体里,会做出一些很私密的动作,表现得很豪放,她们愉快地跨越了安全线,但我觉得她们是最幸福、最自豪,也是最前卫的。
我感到自己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。我出现在那里,假如要沉浸在那些烟雾、气味之中,要融入其中,我也应该大喊几句,但这里的气味,让我想起了安东尼奥身上发出的味道,还有当我们在池塘边耳鬓厮磨时他的呼吸。我真是太可怜了,一心一意地追求学业,基本上没怎么去过电影院,从来都没有买过碟片,我从来都没有成为某些歌手的追随者,没收集过歌手签名,我从来都没去听过音乐会,我从来都没有喝醉过,我少数的性经验也是偷偷摸摸地,在不安中、在担惊受怕中进行的。但这些女生呢,她们的状态都差不多,她们应该活得很潇洒,面对这种彻底的改变,她们要比我更加有准备,如果有机会,我一定会和她们一样。也许,她们觉得出现在那里,出现在那种氛围里,不是一件出格的事情,而是一种正确、迫切的选择。我现在有一点儿钱了,我不知道还会赚到多少钱,我想,我可以弥补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。哦,或者不行,我太学究了,太无知了,太有控制力了,太习惯于冷静地生活,存储那些思想和数据,我太接近于婚姻和最后的归宿了,总之我太愚钝了,我把自己安置在已经日薄西山的秩序里。想到最后一点,我有些害怕。我想,我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,这里每个动作,每句话,都是对我付出的努力的嘲弄,但我没走,而是挤进了拥挤的教室。
一个很漂亮的女生马上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,她脸上的线条很优美,黑色的长发披在肩上。她肯定要比我年轻,看到她之后,我没办法把目光移开。她站在一群看起来充满斗志的年轻人中间,一个大约三十岁的男人,就像保镖一样,紧贴着站在她身后,那个男人抽着一根雪茄。让她与众不同的,除了美貌之外,是她怀里还抱着一个没几个月大的婴儿,她正在给孩子喂奶,同时还关注着事情的进展,时不时会叫喊几句。那个小孩穿着天蓝色的衣服,小腿和小脚都露在外面,他的嘴离开了奶头,但他妈妈没把乳房收起来,她的白衬衣扣子解开着,胸部鼓胀,她皱着眉,嘴半闭着。当她意识到儿子不再吃奶,就又机械地把奶头给他。
在这个吵吵嚷嚷的教室里,到处都乌烟瘴气的,这个孩子让我觉得很不安,而那个女生看起来不像一个正常的母亲。她外表很秀丽,虽然比我还小,却要承担起抚养儿子的责任。看起来她好像在抗拒自己的身份,她和那种全身心照料自己孩子的年轻女人没有任何共同点。她一边在叫喊,一边在做手势,有时候会发言,有时候生气地笑着,用鄙视的动作指着某个人。然而,儿子是她的一部分,他在找乳房,有时候会叼不住乳头。他们一起形成了一组晃动的影像,好像一幅画在玻璃上的画,而玻璃随时都可能破裂——那孩子也许会从她怀里掉下去,一个不小心的动作,手肘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会碰到他的头。后来,马丽娅罗莎出现在这女孩的身旁,我很高兴。我想,她终于出现了。她真是活跃,脸上熠熠生辉,她真友好,她跟那个年轻母亲非常亲密。我摇了摇手,但她没看到我,她在那个女生耳边说了些什么,然后就消失了。过了一会儿,她出现在围着讲台的那堆人中间。这时候,从侧门闯进来一群人,教室里的人稍稍平息了一些。马丽娅罗莎做了一个手势,得到了大家的回应,她抓住麦克风,简短地说了几句,整个拥挤的教室安静下来了。这时候,有几秒的时间,我觉得在米兰,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,我自己的不安,好像有一种力量让我脑子里的阴影全部消失了。在那几天里,我有多少次想到过我早期的政治教育?马丽娅罗莎把麦克风给了她旁边一个年轻人,我马上就认出了那个人——弗朗科·马里,我在比萨最初那几年的男朋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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